| 圖書的起源
一、漢字產生
漢字產生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漢字是怎樣產生的，是什么人發明的？對于這個問題，歷來有不同的說法，最為流行的是："倉頡"造字說。
（一）"倉頡"造字
關于"倉頡造字"的傳說；早在戰國時期已經廣泛流傳。《韓非子》、《淮南子》、《說文解字》等書中都認為倉頡創造了文字。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認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還有的史籍，如《論衡》中說倉頡長著四只眼睛，"仰觀奎星圓曲之勢，府察龜紋鳥跡之象、博采眾美，合而為文"。但是，對于一种獨立發展又有相當久遠歷史的文字來講，它是不可能由一個人在較短的時間內發明的。在原始社會，生產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為低下，文字的產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任何人都無法經歷如此之長的過程，所以，倉頡造字之說是不可信的。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早期文字成于眾人之手；而非一人獨創。中國的早期文字，無論是甲骨文還是金文，都有許多异体字。也就是說，同一個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寫法，如果是倉頡一個人發明，他為什么要給自己和別人制造這么多麻煩?苟子就曾經認為，古時候，創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眾人發明的，而倉頡的名字為什么單獨流傳下來呢?因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說，在倉頜以前，文字已經產生，不過當時的文字還在初期階段，殊体异形，沒有定制，而倉頡的功勞正在于對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進行了整齊划一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
世代被人們稱頌。
從"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這一說法，我們還可以分析出，文字記錄与古代的史官關系密切。至于倉頡的活動范圍，現在，在山東壽光，河南開封，河北南樂；陝西長安和白水等地都有倉頡墓、倉頡廟和倉頡造字台等遺跡。其中以陝西白水縣的倉頡廟規模最大，長安縣的倉頡造字台保存尚好。盡管這些古跡都是后人根据傳說附會后造出來的，但是也從另一側面說明，造字活動波及地域之廣，以及人們對文字發明者的崇敬。
倉頡本人曾被人們神化。《論衡》說倉頡長四只眼睛，《淮南子》中說倉頡造字時天上下小米，夜里鬼哭泣。這种想象雖离奇荒誕，但其中卻孕育著深刻的含義。人都只有兩只眼睛，而倉頡卻比普通人多生了一對眼睛，無怪乎他能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辨鳥獸之跡，見常人之所不見，造出文字來。倉頡造因文字后，人的能力空前提商。人們利用這位比常人多一雙眼睛的倉頜的發明，不僅能看到千百里之外發生的事，而且能夠看到千百年前發生的事。這豈不是給世人也多添了一對神奇的眼睛嗎？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則是對文字的威力的形象化的贊歌。文字的發明，使千百万人的經驗得以流傳，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動的魑魅魍魎無所逃其形，無處隱其身。在文書上，歷史上，永遠記錄他們的劣跡、罪惡，鬼怎能不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流淚哭泣呢?因此，我們既不能將倉頡作書當作史實，也不能把它當作迷信簡單地完全摒棄，而應把它看作對現實事物所作的非現實的反映。這反映了人民對發明文字的祖先的無限景仰和欽佩，也表達了對文字產生及其价值的高度評价。把發明文字的功勞歸于倉頡，正像說伏羲發明畜牧，后羿發明弓箭，神農后稷發明种植，夏禹的父親鯀發明筑城一樣、并不是在他們之前沒有這些活
動和成果，而是后人將祖先的創造力人格化，賦于一身，這些傳奇才如此神奇動人，流傳不斷。
(二)文字產生的基礎
我們認為文字的產生，首先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它必須有兩個基礎：即語言和實物。沒有語言，便沒有文字。文字依附于語言而存在，是記錄和傳播語言的工具，這早已成為眾所周知的道理。
人們也曾用實物來傳遞信息、表達感情。這种方式的特點是直觀，不用旁人多加解釋。据古希腊歷史學家記載，古代波斯人曾接到北方斯西德人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只鳥、一只老鼠、一只青蛙和五支箭，這封信表達的意思是；波斯人听著！你們能像鳥一樣高飛，像老鼠一樣在地下話動，像青蛙一樣跳進池塘嗎？如果不能，日你們就休想和我們打仗，當你們踏上我們國土時，我們就用箭射死你們！我國歷史上也常常看到一些用實物傳遞信息的畫面：吳王夫差賜伍子胥劍，是示意讓他自刎。唐明皇贈楊貴紀細盒和金釵，是象征商人要永遠 守，不分离。送給流放者以"環"（還），表示結束放逐，允許回來。出示"玉勇"（決）示意永別或促使對方下決心…這些雖然是在有了文字以后的事，但也可看作是古代以實物傳遞信息的遺風。
時至今日，用插草標表示出賣；用烽火表示戰爭警號；信上插雞毛表示十万火急等，在某些民族中依然存在，并得到社會的共同理想，約定俗成，無需解釋。但是這類象征性的實物畢竟數量太少，而且范圍也有限。复雜的大千世界以及人世間的种种情感、意念、行為、很多是難以用實物來表示的，而且這些記事也不易保存，這就促使人們進一步探索，于是便產生了后來的象形圖畫，并成為文字的源頭。
(三)文字產生的過程
從語言、實物到文字，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為了幫助記憶，記錄和傳播知識信息，人們進行了多种嘗試，結繩記事、契刻、圖畫和刻畫符號是文字產生的重要步驟。
所謂結繩記事，是用繩子打結采幫助記憶。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曾利用過這种方法。我國的古書上就有許多"上古結繩而治"的記載。例如《庄子》中說："昔者……民結繩而用之。"直至現代，這种結繩記事的方法在我國邊遠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中還在使用個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門巴族、台灣的高山族等。哈尼族買賣田地時，就用單股麻繩打結來標志田价，買賣雙方各執-根，以為憑証。在國外，波斯人、墨西哥人、秘魯人也都使用過結繩記事的方法。
刻契，是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跡和記號，用以記事或幫助記憶。這也是古今中外曾廣泛使用過的方法。古代雙方訂約時，將兩塊木片合攏起來，在上面划刻記號，雙方各執一塊，以幫助記憶，并有符信之意。《易經》、《北魏書》、《隋書》等古代史書中還記錄了當時我國一些少數民族"無文字，刻木記契"的情況。直至近代，某些少數民族仍有采用此法的。云南省博物館曾收藏有侗族的一根傳代木刻，木頭兩側刻有許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著一件事情，以刻口的深淺表示事情的太小。据說每年在吃新米的時候，便拿出這塊刻木，由一位長者敘述每一刻口代表的事件，人們借此得知本村的歷史和其他各种事情。
契刻同結繩一樣，留下的只是代表某件事情的符號，而不是語言符號。它只能喚起對某种事情的回憶或想象，而不能表達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記事而不能達意。因此，它雖然有著幫助記憶的作用，但還不是知識的具体記錄。
圖畫是文字發展的重要階段。由于勞動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觀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關系的事物畫在所居住洞穴的石壁上。起初，這些記事的圖畫是非常生動而逼真的，人們一看便知道畫的是什么。如想要人知道所說的是鹿，就精心地畫出一只鹿。有時還同時畫几件東西來表示一件事情。但時間久了，當人們習慣了這种圖畫之后，就不再畫得那么复雜、細致，只用几根線條勾勒個大概輪廓，把原來畫的复雜圖畫，簡化成一定的圖案符號，人們見到這個符號，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了。這樣，圖畫就逐漸脫离了對具体事物的描繪，變為事物的一般意向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稱來稱呼它。于是，圖畫便和語言相結合而成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這就形成了原始的圖畫文字或稱圖形文字。
刻畫符號和刻畫文字大約出現在原始公社的后期，即新石器時代的發達階段。在公元前四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其后的龍山文化遺址中，都曾發現了這种刻畫符號和文字。在我國山東莒縣陵陽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器上，發現刻畫符號十八個，可以歸納為八种，我們舉四個為例：不少學者認為它們就是文字，于省吾認為第一、二為"旦"字，第三為"錛"字，第四為"斧"字(于省吾《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載《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唐蘭先生認為第一為"靈"字，第二為"炅"字的繁体，第三為"斤"字，第四為"戍"字和"戊"(古為一字)
(《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七期)。也有的學者認為是"代表個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圖形標記"。它們屬于山東大汶口文化晚期，約為公元前2800--前2500年。我們將其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及金石銘文相對照，可以發現它們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有些刻畫符號，与青銅器上表示族徽的文字就更為相似。從我國歷史文化發展的過程來看，這种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和刻畫文字与漢字的產生、發展是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的，它們是漢字的始祖，是我國文字的萌芽階段。
二、圖書起源
(一)"河圖洛書"的傳說
關于我國圖書的產生，還有一個近似于神話的傳說，即"河圖洛書"中國最早的古籍《尚書》中也有同樣的說法。有人進一步解釋說："伏羲統治夫下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据這种"圖"和"書"畫成八封，就是后來《周易》的來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河圖》、《洛書》，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號所組成的數字方陣。它們是經過周、秦、漢几代儒生方士們之手加工后的形態，其原始面貌已無法知曉了。有人認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畫的立体的天象圖(《內蒙古師范學院學報》一九八九年第六期)；還有人認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跡--龜甲發展而成的抽象符號，是中國第一部圖書(《大學圖書館通訊》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并認為《河圖》与《洛書》在中華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華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說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圖》《洛書》)則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辯証思維的模式，對后世的思想、哲學、文學和科學都有重要的影響。孔子曾說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史記•孔子世家》)
傳說和神話并不是歷史，但它是歷史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為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啟示：在文字發明以前，就先有了圖畫和一些簡單的符號作為傳播信息的工具。我國文明的最早發生之地是在黃河、洛水一帶的中原地區。
(二)圖書產生的時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創造書籍的基本條件。當然并非從有文字開始就有了書籍。人們最初利用文字，不過是用來彌補生活勞動中語言的不足，促進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傳遞，借以喚起共同的行動。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各式各樣的材料上，借以記錄經驗，闡述思想，并使之傳播久遠的時候，書籍便開始出現了。
我國書籍最早出現于何時，現在很難作出校准确的結論。我們至今尚未發現夏朝的文字和文獻實物，根据其它文獻判斷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這一歷史時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十六世紀，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獻典籍這一歷史性的轉變。其論据有七條：1．《史記》和《竹書紀年》都載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盡管兩者不盡相同，但大同小异。這說明兩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獻記錄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發現后，王國維据卜辭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証出《史記》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為夏代諸王与商先王剛好是同時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多士》中有這樣一段話："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這是武王滅商后，周公對殷商貴族的訓話，大意是：你們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時，已有典籍，記載了這段史實。3．殷墟甲骨文是較為系統成熟的文字、其數量、規模及完備程度說明它已經不是歷史悠久
一脈相承。
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經過了若干年的發展。特別是一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個原始社會遺址，發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時間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這批甲骨文字体細若蚊足，字形清晰，剛勁有力，結构嚴謹，更新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据考証，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還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們為了發展農業生產，總結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歷法知識，以十二個月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還懂得了十九年置七個閏年。夏代的歷法稱"夏歷"和"夏小正"，夏歷以寅月為歲首。春秋時，孔子曾主張"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5．在《竹書紀年》和《世本》等古書中，有"夏發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隕如雨"等記載，這也是世界上關于地震和隕石雨的最早文字記錄，可作為夏代有文獻記錄的旁証。6。《呂氏春秋•先識覽》載："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該書寫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陽城門，聲稱能增刪一字者，賞予干金。可見這段史料的來源大會毫無根据。7．《國語．晉語》載：晉文公時，陽人猶"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國語》亦是一部嚴肅的史書。上述諸條雖為旁証，但足以說明夏代有典籍并非
無稽之說。
三、掌書史官
分析圖書起源這一問題，除上述的文字、圖象符號和下一章展開敘述的物質載体及其形制以外，還需要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掌書之人。我國早期的文字和圖書与史官的聯系十分密切，這也是中國圖書的一大特點。
我國古代把掌管文字記錄的專職入員通稱為"史"。"史"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為何物，則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清代吳大澄說是簡策；江永說是官府的書籍;王國維說是盛策之器;馬敘倫說是筆；勞斡說是弓鑽，這弓鑽也是為鑽灼卜骨之用。總之／這些解釋盡管有异，但有一共同點，都与文字和圖書有關。王國維說"史"是專門保管、研究及寫作的官吏，它的另一個名稱是"作冊"，負責起草冊命和記錄宮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种种活動。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個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說，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寫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史官既要記錄帝王言行和軍國大事，又要負責管理政府的各种檔案圖籍，還要從事宗教事務，負責貞卜、祭祀等迷信活動。因此，他們身邊積累了大量檔案文書資料，他們是當時最博學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們身上。
傳說中造字的倉頡就是黃帝的史官，這也是歷史的反映。三代之際，史官人數漸多，分工更加細密。我們可以從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眾多的史官名稱，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貞人、作冊、史、太史、內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這些史官各有所職，如"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諸侯國也設有史官，開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記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戰國時期堵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諸侯國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紀年來記載歷史，以示獨尊。于是出現于魯國的《春秋》、晉國的《乘》、鄭國的《志》、楚國的《��杌》等上百种文書。生逢其時的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公羊傳疏》）。墨子也自稱"吾見百國春秋"。可見當時各國富修史書之盛。
史官的職位是世襲的。世守其職的家族，通常有一個与書籍或記錄保管相關的氏名。諸如簡、籍、史、董等。《左傳•昭公十五年》記載公元五二六年，晉國有一史官的后人名叫籍談，雖然相承了祖先的姓氏，卻不知自己家庭的歷史，周景王講述了其姓氏的來歷屆，譏諷其"數典而忘祖"。
我國早期文獻還常常有史官逃往他國，并把圖書典籍帶走的記載。《呂氏春秋》記載了夏太史令終古在夏桀不听其哭諫后，攜圖法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封王迷亂，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也說他的祖先曾世襲掌管周室典籍。公元前七世紀中葉，"司馬氏去周适晉"。這些歷史記載由于出自史官之手，大都偏袒史官，而斥責統治者迷惑淫亂。這种逃亡大都帶有出賣情報的性質。在朝代交替之際；更顯示出圖書典籍在統治者爭權奪位中的重要性，也說明圖書檔案保管者--史官舉足輕重，他們帶著重要的國家檔案、地圖等逃亡，有時促使舊王朝的削弱和傾覆。秦末漢初，劉邦攻入咸陽，眾將爭奪金銀財寶，唯獨蕭何先入秦丞相府、御史府收集圖籍文書而寶藏之。其后，漢王劉邦之所以對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間疾苦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就是因為有蕭何從秦丞相府和御史那里得到的地圖和文書檔案。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圖書的重要性。
歷史悠久 一脈相承
秦漢之際，太史令實掌史職，秦有胡毋敬，漢有司馬遷等。東漢又有蘭台、東觀之設。這兩處既是中央的檔案、圖書館，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明帝曾以班固為蘭台令史，詔換國史。与《史記》、《漢書》并稱為"三史"的《東觀漢記》就是我國第一部由眾多史官集体編修的史書。它開創了政府組織史官集体編史書的先例，為后世史館的出現奠定基礎。曹魏明帝太和年間，始置著作郎及佐郎，專掌國史。到北齊時，改稱史閣，又稱史館--國家專門修史机构，后經唐代的發展完善，形成較為完善的史館修史制度。宋代史館分置有國史院。實錄院、日歷所、會要所等机构。史官有修撰、直館、編修官、檢討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則設修撰、編修、檢討等掌修國史。除常設机构外，還有臨時性特開史館，名目繁多。
我國古代形成了為前朝修史的傳統，"國可亡，史不可亡"（《元史.董文炳傳》）歷代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的連續性和繼承性。各類史籍，品种繁多，体例多變。其中，以《史記》為首的紀傳体正史綿延數千年、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長達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上下五千年，是舉世無雙的一部通史百科全書。又如在編年体史書中，歷代共修實錄一百一十六部，僅《大清實錄》一种，就有四千三百五十五卷。史官在我國一直受到极大的尊祟，常由皇帝挑選任命，有的皇帝如唐太宗、明太祖等還親自擬定編修規則，參加修史活動。歷代最高統治者為什么如此重視修史活動，并把它制度化呢?其 原因有四：
一是為借鑒前期經驗，以史為鑒，垂訓后世，以達到繼往開來的目的。
二是為前朝修史，証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圓其正統之說，以爭取民心。
三是為點綴升平，鋪張門面，籠絡士人，特別是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遺老，消磨他們的敵對意識。他們在其他方面斷然与新朝誓不兩立，极難合作，唯獨在編修故國之史這一點上，心情复雜，尚可通融，他們帶著怀念、留戀、悲憤之情，投身其中，唯恐忠奸不分，是非顛倒，他們熟悉舊朝史事，多少可抑制新朝史官對前朝歷史的歪曲貶低。
四是為控制褒貶大權，懲惡揚善，壟斷輿論，為本朝統治者歌功頌德，樹碑立傳，以鞏固王朝統治。歷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証了我國史書上下銜接，綿延不斷。這僅是我國圖書的一個縮影。我國整個圖書文化事業都稱得上歷史悠久，一脈相承，這一點，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比的。
摘自《中國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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